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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教育:共同富裕背景下的浙江教育政策取向

发布日期:2022-02-08 11:54:18 访问次数: 信息来源: 市教育局处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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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共同富裕,因此共同富裕必将是“第二个百年”的重要目标。

我国的规划是: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2021年,中央确定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标志着我国建设共同富裕美好社会进入区域实践阶段。

面对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新背景,教育应该深入审视新形势新要求,并对教育政策作出新预判新选择。


推进共同富裕对教育的新要求

推进共同富裕关键要靠发展,靠高质量发展,而高质量发展需要一大批高素质的劳动者。根据人口“七普”和相关统计数据,浙江省近十年增加了1014万人,总人口超6400万。到2020年,全省有省外流入人口1618.6万,占常住人口的25.1%;流入人口中16-59岁1411.3万人,占87.2%。大量年轻人口的流入缓解了浙江的老龄化程度(老龄化率下降4.7个百分点)。但是,省外流入人口的教育水平仍以初中及以下为主,初中占50.2%,小学占23.2%,人均受教育年限9年。而同期广东省的外来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9.8年,上海为11年、江苏为10年,相比之下浙江流入人口的受教育年限相对较低,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全省的劳动力人口总体素质。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提出,到“十四五”末,全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70%以上,儿童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达到15.5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围绕这一目标,必须提供“更多更好更便捷”的教育,才能有效增加人均受教育年限,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从而提升人力资本,赋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

所谓“更多”,就是要扩大升学通道,延长人均受教育年限,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愿学尽学”,从而提升全省的人力资本。

所谓“更好”,就是要提升教育质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缩小区域之间、学校之间、群体之间的教育差距,办好群众家门口的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孩子。提升高等学校办学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扩大本科、研究生的招生规模。

所谓“更便捷”,就是要优化各类公共教育服务平台和载体,使群众“想学尽学”。重点是通过教育数字化改革,构建“泛在”学习环境,实现“时时可学、处处能学”。同时要完善终身教育体系,让人民群众在整个职业生涯能接受技能培训和知识更新,即使退休后也能享受多样化的“老年教育”服务。


共同富裕背景下教育的价值取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因此,共同富裕的关键是共享,重点是缩小差距。《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提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加快突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率先基本实现人的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努力成为共建共享品质生活的省域范例”。在这些背景下,教育工作的价值取向和评价方式也应及时调整。重点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价值导向上,坚持优质均衡、公平为先。衡量一个地区的教育现代化水平,不是看其“顶部”,而是看其“底部”。要着眼于经济上的共同富裕,努力缩小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区域差距,均衡配置教育资源,不断发展教育公平,把提供公平的基本教育公共服务作为工作方向,为适龄儿童少年提供公平而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促进普惠性人力资本提升,让人人都有人生公平的起点,让人人都能通过自身努力获得体面就业、提升收入的机会。要杜绝“精英教育”思维,树立正确的教育政绩观、质量观,坚决取消各类“重点校”“重点班”,把教育和政策资源更多向农村和薄弱学校倾斜,努力实施有利于抬高教育“底部”的政策或计划。

第二,在工作侧重上,坚持补短扬长、规范管理。当前,农村教育仍然是我省基础教育的薄弱环节。虽然全省城乡中小学的校际办学条件差异系数在0.3以内,但由于城市化进程比较快,在有些农村和偏远地区,中小学自然“小班化”情况比较突出,“城镇挤、乡村空”的情况仍存在,全省尚有306所100人以下的小规模学校,质量提升比较困难。乡村学校对优秀教师的吸引力也相对较小,以致师资薄弱,质量提升困难。我们必须加快补齐农村教育这块短板,打造一批“小而美”“小而优”的乡村学校。同时我们要发挥数字化改革先行省的优势,充分利用互联网、云存储等现代技术手段,促进城乡教育资源的跨时空交流共享,努力让乡村学校加快跟上教育现代化的步伐。更要规范管理,严肃招生和办学秩序,防止城市学校向农村学校、优质学校向薄弱学校“抽血式掐尖”“抽血式挖人”。严格执行义务教育“就近免试入学”和普通高中“属地招生”原则,用规范管理维护教育公平,促进区域均衡。

第三,在路径依赖上,努力实现“新四化”,即一体化、国际化、终身化、数字化。“一体化”就是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深化“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发展更多的“融合型”城乡学校共同体,努力实现共同体内的城乡校区法人、人事、财务、管理统一,实行“师资同盘、教学同步、培训同频、文化同系、考核同体”的一体化发展;推动“共建型”“协作型”城乡学校共同体积极开展多样化的资源共享、教学互动等活动,加强城乡学校的交流。“国际化”就是扩大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一方面要“引进来”,学习借鉴国际教育先进经验和标准,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的学生;另一方面要“走出去”,以充分的自信积极在“一带一路”沿线创办国际学校,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为走向世界的中国人。“终身化”就是大力发展“学校后教育”。要满足人民群众终身学习需求,使教育和培训成为提升人力资本、增强创新创业能力的重要途径,成为“扩中提低”、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数字化”就是教育数字化改革。我们正在建设教育数字化平台“教育魔方”,旨在聚焦于“教书育人”核心业务,聚焦于教师“教”和学生“学”的核心需求,推动教育管理的多跨协同,促进教育资源的集成共享,实现教育教学的精准推送,助力学生的多样化个性化成长成才,从而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学校办学水平。


面向共同富裕的教育工作重点

推进共同富裕,已然成为新时代的新征程。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让人们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进一步开发人力资源,不仅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动能,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支撑。就浙江而言,要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第一,强化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切实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保证下一代的培养权牢牢掌握在党领导的学校手中。加强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入,争取更多地区创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并积极创造条件和空间承担2-3岁的托幼任务。规范民办教育发展,控制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比例,保证民办学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地方政府绝不能以扶持发展民办教育为由推卸或转嫁举办教育的责任。落实“两为主”要求,让更多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读公办学校。巩固深化“双减”成果,进一步提高学校课堂教学质量,全面实现“让教育回归学校”“让学生回归校园”的目标。要采取更有力措施保障特殊人群和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帮助他们增长知识、获得技能、完善人格,增强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平等获得人生出彩的机会,实现共同富裕路上“一个都不掉队”。

第二,大力发展乡村教育。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也是如此。乡村要振兴,教育要先行。在乡村,学校往往是当地的文化高地、人才重镇。但当前,很多青壮年为了让孩子接受城市学校的教育而到城镇务工,致使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现象比较突出。我们要通过办好乡村教育,努力吸引孩子回流,从而吸引人才和劳动力回流,为乡村振兴提供人力资源和文化根基。深化“县管校聘”制度,完善城乡学校教师流动机制,并采取荣誉激励、待遇倾斜等措施吸引优秀教师在农村学校任教、乐教、长期从教。对在农村学校工作的教师继续保留“农村教师任教津贴”。在部分农村和薄弱地区设立“特设岗位”,通过“戴帽”的办法选聘只适用于薄弱地区和农村学校的“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

第三,拓宽高中段学生升学渠道。当前,我省中考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只占50%-55%,这意味着近一半的初中毕业生将升入职业高中。而普通高中参加普通高考的录取率达到95%,职业高中的升学比例仅为40%左右。这导致社会上的“中考焦虑”远超“高考焦虑”,也是“双减”后家长担心孩子成绩下降而“被分流”到职高的根源所在。为此,要结合共同富裕社会对于“更多更好”教育的需求,拓宽高中段学生的升学通道——要么扩大普通高中招生比例,要么扩大职业高中升学比例。目前看,中学阶段还是打基础的阶段,职业素养和劳动技能更多可以在“学校后教育”阶段培养,因此宜扩大普通高中招生比例,从而让更多的人通过高考升入高等学校就读,使孩子接受更长时间的学校教育,为今后的创新创业积蓄更多潜能。我们将逐步扩大普通高中招生比例,加快实现中考统一命题、统一平台录取。同时实施“县中崛起”工程,组织全省力量帮助县级普通高中加快提升质量和水平,从而为教育均衡发展、区域共同富裕提供支撑。

第四,扩大高层次人才培养规模。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和地区在低收入阶段到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基础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发展阶段,高等教育和高层次人才发挥的作用更为明显。作为正在跨入高收入阶段的浙江,迫切需要更多的高层次人才,以支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虽然浙江每年吸引外省大学生来浙就业人数居全国前列,但本省高校培养的高层次人才数量不足,每年本科计划只占招生计划的50%左右,研究生培养规模居全国十位之后。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扩大本科以上人才培养规模,为促进共同富裕输送充裕的人力资源、人才红利。要积极推动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和质量的提高,努力增加研究生和本科招生计划,加快开设职业教育本科,不断增加高层次人才培养空间。高等教育“调结构、扩容量”也将直接影响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并为减轻学业负担、推进高中多样化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第五,完善贯穿职业生涯的教育和培训。我们无须纠结于职业教育是“层次”还是“类型”。面对共同富裕背景下人民接受“更多更好”教育的追求,在基础教育阶段,我们可以不过早地进行普职分流,而把职业教育作为教育内容纳入教学环节;在高等教育阶段,职业教育又不应局限于职业院校,而把应用型本科、应用型专业等也纳入职业教育范畴。更重要的是,要重视“学校后教育”,把贯穿职业生涯的各类技能培训和一切旨在提升职业素养的继续教育都纳入职业教育范畴。只有让职业教育伴随职业终身,才能真正培养出一大批“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单靠学校内的几年职业教育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适应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的优势,发展“老年教育”“闲暇教育”,让人民群众“老有所学”“老有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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